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变革。而这个变革又分别歧入两种偏颇。其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人文主义,坚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面向西方寻求现代化意识的外力。但历史业已证明,这是不完全切合中国实情的异想。另一则是当代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赖以延衍的根源。然而不可否认,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存在着自己难以解决的内在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变革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儒家(亦即当代儒家第三期)为此已经提出,造成中国文化变革偏颇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长期漠视甚至拒斥基督教及其神学对整个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启示性影响,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然而问题是,如何对话呢?对话的内容又确指什么?却尚未涉及。于是这里又出现了困惑。